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孫葆田:“肥吾民,勿肥吾身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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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:   來源:大眾日報   發布日期:2019-03-02   點擊次數:
  □ 本報記者 鮑青
 
    本報通訊員 王偉利 趙炳山
 
  在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區,有一條掛滿了名人楹聯的半邊街,其中有一副對聯曰:“合則留,不合則去;肥吾民,勿肥吾身。”因上下聯將“合肥”二字巧妙嵌入其中,而頗為引游人駐足贊賞。對聯的作者是晚清合肥知縣、《清史稿·循吏傳》人物、山東人孫葆田。
 
  自合肥知縣任上辭官后,孫葆田多寓居濰縣(今濰坊濰城區)老街內。現在,這里的小巷仍曲曲折折,石板路玉光水滑。里巷深處,有一座國家重點文物保護單位——十笏園。它既是晚清濰縣首富丁家的私人園林,也是當時濰坊文化學術的交流地。
 
  在這里,孫葆田和一群朋友觥籌交錯,交流心得。宦海浮沉的榮辱拋諸腦后,編志修書的喜悅浮現眼前。
 
  “孫葆田是‘濰上四賢’之一。他的官德政風、學術造詣,有很多值得一書的地方。”濰城區史志辦主任曲福剛說。
 
“實事求是,不薄宋儒”
 
  道光二十年(公元1840年),鴉片戰爭爆發,古老的中國開始感受到近代化的強烈沖擊。一向被清廷視為“蠻夷”的英國派出遠征軍,在東南沿海暢行無阻,憑借堅船利炮屢次挫敗清軍。
 
  東南硝煙彌漫之際,山東巡撫在膠東加緊布置防御,沿海百姓也議論紛紛。此時的榮成不夜村,一個男嬰在孫家呱呱墜地。孫家世代耕讀為業,靠墾荒而致富。男嬰之父孫福海給孩子起名“葆田”,寓有不忘先祖之意。
 
  孫福海中過舉人,后來被分派到湖北為官。孩子的成長教育多靠妻子辛苦張羅。孫葆田年七歲,入私塾讀書。他聰慧穎異,又勤奮好學,每聞拂曉雞鳴,就起身攻讀,“頗有志于正學”。
 
  同治五年(公元1866年),孫福海署理湖北鐘祥縣事。不久,孫葆田兄弟念“違侍吾父久,晨昏滋懼”,乃遵從母親之命,全家抵達鐘祥。
 
  暫離故鄉土,他鄉遇名師。此時,晚清散文書法名家、“曾(國藩)門四弟子”之一的張裕釗恰好回到故鄉湖北游歷。孫福海湖北為官二十年,相交多為當世賢士士大夫,且與張裕釗以道義相交十余年之久。他聞張氏來鄂,即禮聘他赴鐘祥纂修縣志。
 
  張裕釗欣然而往,孫葆田立即拜于張裕釗門下。張裕釗治學不拘泥于“漢宋”門戶陋見,孫葆田跟隨受教,得古文義法,功底日益見深,遂盡窺唐宋古文大家門徑。《清史稿》記載孫葆田事跡,也尤其注重張裕釗對他的言傳身教,“故從武昌張裕釗受古文法,治經,實事求是,不薄宋儒”。多年后,孫葆田在自己編修的《南陽縣志》中依舊深情追憶道:“予昔從武昌張先生游時……張先生言‘古昔,志必有圖。’”
 
  “張裕釗擅長編修志書,更重視編修志書,這對孫葆田以后的治學之路影響深遠。”曲福剛介紹說。
 
  同治十年,孫葆田名登鄉試桂榜。三年后,他又考中二甲第八十三名進士,授任刑部主事。擺在孫葆田眼前的是廣闊天地、似錦前程。
 
  未料旦夕禍福,怎奈樂極生悲。次年冬,父親孫福海歿于湖北任上。孫葆田匆忙由京師奔喪至楚地。他和兄弟扶喪乘船,順江而下,再轉運河至江蘇清江浦。他們聞聽北上運河水淺難行,被迫舍舟登陸,緩緩朝濰縣行去。
 
  到達濰縣不久,孫葆田料理完一些事務,準備送父葬回榮成。沒想到,母親因傷心過度,突然病勢沉重。盡管孫葆田衣不解帶盡心照料,老母依舊于當年九月病逝。雙親過世后的次年秋,弟弟又病故,當年冬,兄長又離世。短短一年有余,四位至親相繼離世,孫葆田幾乎肝腸寸斷,心中凄苦難以名狀。他滿懷悲憤修書于張裕釗,痛陳自己“于此之時,天地傾覆,心肝摧絕,無所告訴”。在其他文章中,他也無數次提及自己“為無怙無恃之人”,“痛何極耶”!
 
  親人離世之后,孫氏一門重擔全都壓在孫葆田肩上。他一邊守孝,一邊從事文案工作,盡力維持家族生計。服闋之后,孫葆田為生計再入京師,復到刑部供職領薪。
 
  為官京師期間,孫葆田因學識出眾,與學者盛昱、王懿榮、王守訓等諸君友善,常一同議論時事、交流學問。但數載京官,孫葆田仕途久久不見起色,讓他頗感才不得用,常有憾恨之嘆。
 
  無可奈何之下,孫葆田渴望能外放為官,希望在地方實踐平生所學。刑部主事任滿后,他極力自求改任外職。孫葆田在呈奏履歷中道:“光緒九年九月二十八日。臣孫葆田,山東登州府榮成縣人,年四十二歲,由進士引見,以部屬用。箋分刑部期滿,甄別改歸進士知縣原班銓選,今箋掣安徽安慶府宿松縣知縣缺,敬繕履歷,恭呈御覽,謹奏”。
 
  朝廷同意了孫葆田的請求,外放他為安徽安慶府宿松知縣。自此,孫葆田開始了地方仕途之旅。
 
“妻紡績,室中蕭然如寒士”
 
  相較京師為官,地方事務更為繁瑣,關系也更加錯綜復雜。到任宿松后,孫葆田勤于政務,竭力整頓吏治,希冀減輕百姓負擔。當時有小吏時常憑借權勢,在案件訴訟中敲詐百姓。孫葆田上任后,“聽斷明敏,案無留牘”,從源頭上革除了此陋規。
 
  不久,有宿松百姓向孫葆田反映,農田賦稅攤派長期不均,“田眾者少賦,而田寡者多之”。孫葆田頂著巨大壓力,親自主持測量全縣田地,重新制定納稅標準。
 
  任職宿松期間,孫葆田多施善政,宿松百姓漸為悅服,遂有“循良”美稱。但對他人美譽,他只是謙虛自述道:“凡所設施,類皆迂闊。”孫葆田自覺無愧于心,“獨其心存愛民,必思于物有濟,尚不悖乎圣賢遺訓”。
 
  桃李不言,下自成蹊。孫葆田雖自認沒什么政績可言,但百姓卻久久懷念他兩袖清風、清廉無私的官德政風。徐世昌在《清儒學案小傳》中道:“先生宰宿松,勤于其職,日坐堂皇,妻紡績,室中蕭然如寒士。”
 
  光緒十一年(公元1885年),孫葆田奉命擔任江南鄉試閱卷官。該年鄉試因考生中有李鴻章之子李經述,顯得非比尋常。當時的江南官場,下至學政、上至總督,都非常重視。閱卷期間,孫葆田既不獻媚權貴,也不剛直取譽,始終秉承公心為國取才。他按照文章優劣,拔取李經述為新科舉人。當年十月中旬,孫葆田結束閱卷任務,回到宿松任上。臘月之末,他收到李經述一封親筆書信。書信中,李經述不僅親表答謝,還轉述了父親李鴻章的謝意。
 
  此時,李鴻章既是文華殿大學士,還兼任直隸總督、北洋通商大臣,是洋務運動的領袖、位高權重的重臣。在世人看來,他通過兒子轉答對一個芝麻縣令的謝意,已屬屈尊紆貴,高看一眼了。
 
  孫葆田并未感到受寵若驚,只是出于禮節作有答書。他行文語氣不卑不亢,絲毫沒有奴顏婢膝之態。他甚至告誡李經述,因其家門鼎盛,應不愁登科顯仕,但更要居安思危,時刻要提醒自己“立大志、堅學術、正交友”。
 
  孫葆田回信有禮有節,獲得了李經述乃至李鴻章的好感。
 
  其時,合肥因是李鴻章的故鄉而多有世家大族,紈绔子弟往往倚仗權勢,橫行鄉里,阻撓有司執法,合肥因而號稱“難治”。合肥縣令如果秉公執法,必定開罪權貴;如果敷衍了事,百姓又會怨聲載道。前幾任官員就是因畏懼李家權勢,置百姓利益于不顧,執法辦案遷就權貴,百姓冤屈得不到伸張。百姓因而屢次請愿要求撤換縣令,糾紛甚至鬧到兩江總督和安徽巡撫處。
 
  兩江總督曾國荃經過考察,覺得孫葆田與李氏有師生之誼,調任合肥可妥善處理當地人事關系。
 
  光緒十二年春,孫葆田調補合肥縣令。一開始,百姓并未對這個新縣令有何期待。但不久,大家驚訝地發現,此番赴任的縣令有些不一樣。
 
  孫葆田一上任,就撰有一副對聯懸掛在縣衙內,時時警醒自己。其文曰:“為百姓,省事省錢,須盡過父母恩情,方可保民為赤子;愿一心,賴煩賴苦,才學得循良政績,休教名士誤蒼生。”對聯言真意切,頗似自策自省的座右銘,細細咀嚼,令人動容。
 
  孫葆田書寫此聯,非為沽名釣譽,而是勉勵自己矢志踐行。不久,一場轟動全國的大案,決定了孫葆田的人生抉擇,也決定了他的仕途起伏。
 
“肥吾民,勿肥吾身”
 
  合肥大興集李家圩子村人李經楞是李鴻章的胞侄,他仗著親戚權勢,平日在鄉間就聲威赫赫,連官吏都為之側目。他在合肥城內房屋眾多,一些房屋用于出租牟利,其中有一房客因家貧而積欠租金八元。李家仆人討債不成,對房客棒打腳踢,威逼凌辱,最終毆人致死。房客之妻與鄰里百姓心中不平,上告到廬州府,知府卻不敢受理。孫葆田聞訊后,置自己仕途安危于不顧,親帶差役到李家圩子捉拿人犯。
 
  晚清著名報人汪康年在自己的《汪穰卿筆記》中,對這起清末大案有一段詳細記載:
 
  (房客)妻子找到合肥縣令上報命案,縣令卻喚不得兇手上堂來對質。(孫)葆田以為此案就算誣告,被告為何不到案?他自思,中堂(李鴻章)奴打死人,自己不敢辦案,那還當什么知縣?(孫葆田)就拜謁中堂管家少爺,索要兇手。管家少爺曰:“知縣再來,結果知縣。”李氏一老奴沮之曰:“此滅門事,哪可為?諺言‘知縣案前有宰相,宰相案前無知縣。’老奴事主人數十年,老主人(李鴻章之父李文安)在刑部積德,得發子孫,今打死知縣,是老主人在刑部喪德矣。老奴不忍見李氏滅門之禍。請先搶頭死。”他以頭搶地,血流被面。管家少爺不得已,只能交出兇手。(孫葆田)復鎖兇手而歸。
 
  (孫)葆田擔心府、道官員不肯受理,又擔心原告婦人后和他人私下和解而翻供。如果婦人翻供,自己也要受牽連而入獄。他就呼婦人來而叮嚀道:“而想錢邪?果信冤邪?”(婦人)道:“想錢則李氏錢多矣,何苦告狀?”孫葆田就讓她留宿縣衙中,與自己妻子一同寢食。
 
  孫葆田一邊加緊準備案卷文牘,一邊將此事來龍去脈奏稟李鴻章。不久,李鴻章批文轉來合肥,全文只有“照例辦”三字而已。
 
  當時,孫葆田的弟弟孫叔謙正在李鴻章幕府之中供職。李鴻章雖然表面支持孫葆田按律辦理此案,暗地里卻讓孫叔謙居間調解說情。孫葆田聽說弟弟來合肥,令人擂鼓升堂,自己冠服出迎。孫叔謙奇怪道:“兄長為何擺下如此儀仗?”孫葆田反問:“為我而來,還是為中堂而來。平日你是我的兄弟,如今是中堂的說客。知縣自然要接待了,禮儀怎能太隨意?”孫葆田執意要按照禮儀把弟弟送到縣衙行館安頓。孫叔謙見如此架勢,次日天明就悄悄離去,始終不對案件發一言。
 
  堵住了各方壓力后,孫葆田下令重新檢驗被害人傷處。他命令仵作:“敢欺罔者論如律。”在無數人圍觀見證下,果然查得有致命傷。孫葆田依律判處兇手死刑。此事因牽涉李鴻章,又連綿數月,弄得舉國皆知。
 
  孫葆田深知此事必定得罪李鴻章。很快,朝堂壓力襲來。孫葆田內心悲憤,無處發泄,就在縣衙撰寫對聯,表露心跡,其文曰:“合則留,不合則去;肥吾民,勿肥吾身。”這幅對聯的復制品,如今就張貼在合肥蜀山區半邊街上。
 
“包公雖清,還不如老孫”
 
  官場比孫葆田料想的還要兇險。不久,監察御史以孫葆田誣陷且將人誤定為死罪,上疏要求彈劾孫葆田。光緒帝命令安徽巡撫陳彝審查此案。陳彝經過詳細審查,認為孫葆田此案辦理得當,最終維持原判。
 
  但不久,陳彝因為此事被調任為順天府尹,孫葆田的麻煩并未結束。孫葆田本懷滿腔熱血,如今看破官場黑暗兇險,認為直道難行,寧愿棄官避之。于是他攜官印面謁上官,堅持以病辭官。辭任之際,孫葆田在內室撰寫一聯“斯是陋室,我本布衣”。上聯取自劉禹錫《陋室銘》,下聯摘自諸葛亮《前出師表》。集句聯恰如其分地道出孫葆田心跡,可謂擲地有聲。
 
  離任之時,合肥百姓親送出境,并贈送一副對聯,其文曰:“欠房債八元,靴尖何利,馬棒何兇,睹人命若鴻毛,李孟仙倚官壓勢;出大簽三次,差役亦威,吏胥亦壯,視道臺如狗蛋,孫縣令除暴安良。”
 
  孫葆田離任后,當地百姓感其不懼權貴、愛民如子,懷念不已。晚清文人、姚瑩之孫姚永樸在《孫佩南大令》一文中,用他的親身經歷,敘述了老百姓對為民做主的“好官”孫葆田的敬仰和懷念:“光緒乙未,余客鳳陽,過合肥,詢父老曰:‘若縣有好官乎?’僉曰:‘孫公其人也。’余曰:‘彼為政如何?’曰:‘他令來者,皆為巨紳作奴耳;惟孫公為吾窮民作官。君不聞謠乎:‘包公雖清,還不如老孫。’”
 
  合肥離任事件,是孫葆田仕途的轉折點。自此他遠離廟堂,一生不復為官。光緒二十二年,安徽欲清丈一省民田,巡撫福潤奏調有經驗的孫葆田來辦理勘丈事宜。孫葆田卻認為“紛紛清丈,適滋擾累”,“雖得罪于皖中大吏,而終不敢違圣人易退難進之訓”,始終堅辭不赴。他還致書安徽巡撫,表示丈量土地必須慎之又慎,如果隨意操作只是徒增民擾:“刁滑之徒與胥吏因緣為奸,熟地報荒,平歲報災,其甚者,至于開局斂費。”他還擔心“有清丈之名,無清丈之實”。
 
  孫葆田針對丈量土地,提出自己的見解:“清賦之要,熟地報荒者,當寬其既往,限年墾復。平歲報災者,當警其將來,分年帶征,弊自可除,無事紛擾。”
 
  不過,一個無權無勢的布衣之言,又有誰會真心傾聽呢?
 
  暮年,孫葆田回望初心,覺得到了該做自己想做事情的時候了。他少年“有志于正學”,青年游學于張裕釗,現在要把大半生的吸取化為碩果了。
 
暮年歲月,盡付志書
 
  孫葆田做好了人生決定。但現實往往比理想艱難得多。
 
  孫葆田想著不問世事閉門著述,但無奈家庭負累依舊沉重,他不得不四方奔走,靠講學來維持生計。光緒十五年,孫葆田應山東巡撫張曜之聘,主講濟南尚志書院。早在同治八年,時任山東巡撫丁寶楨在原李格非(李清照之父)故居上建起書院,他以《孟子·盡心上》中“何為尚志”“仁義而已矣”之義,為書院起名“尚志”。書院后經修葺,至此時已齋舍寬敞,環境優美。
 
  孫葆田主講書院期間,以“敦本務實,毋空談”為治學根本,講求實學,務求開拓學子視野。他的教育成果頗為喜人。光緒十七年山東鄉試,尚志書院有十余學生中舉。巡撫張曜頗為欣喜,為孫葆田奏請得五品卿銜。
 
  張曜以孫葆田為鴻儒大才,不僅倚重他主講學院,更想依靠他纂修《山東通志》。清代山東,自然災害頻仍。咸豐五年(公元1855年)黃河改道后,山東災害兵禍更是不斷。歷任山東巡撫都忙于賑災平亂,很少有精力顧及史志事業。自雍正七年(公元1729年)署理山東巡撫岳濬重修《山東通志》后,山東遲遲沒有一部《通志》問世。道光末年,山東曾一度議修新志,但終成泡影。
 
  到了光緒十六年,張曜奏請開設通志局,續修《山東通志》,并聘孫葆田為總纂。為此,孫葆田在人員物色、資料匯集方面進行了很多準備工作。不料,張曜于次年因積勞成疾病故任所。失去了巡撫支持后,修志工作被迫擱置,中斷十余年之久。
 
  后來,孫葆田應河南南陽知縣邀請,為《南陽縣志》纂定凡例,定稿后,又進行修志。經過孫葆田精心編纂的《南陽縣志》,成為地方志史上的佳作。
 
  光緒三十年,楊士驤出任山東巡撫。他重整修志局,任命孫葆田為總纂。孫葆田修志“稽正史以溯本源,考官書以昭法守,繼而參之雜史、別集及私家著述”,先廣為搜羅,形成資料長編,然后去粗取精定稿成冊。《山東通志》是孫葆田暮年的精神寄托,他為成此志可謂嘔心瀝血。
 
  宣統三年(公元1911年),在諸人努力下,長達200卷的《山東通志》終于完稿。孫葆田總纂的《山東通志》共約620萬字,刊印后裝訂成128冊。該志卷帙浩繁、體例完備,被認為是《山東通志》集大成者,受到學術界高度關注和極高評價。《續四庫全書提要》稱贊該志“贍博精竄”。
 
  令人遺憾的是,孫葆田并未看到新志付梓刊印,于宣統三年正月猝然病逝。1918年,《山東通志》經過校補后,終于鉛印問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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